希望总在问妈妈什么时候回来。
周牧沉默了很久，最后点了点头：“但拆墙需要工具，我们只有两把锤子，三根撬棍，而且C区走廊的砖墙是双层的，中间灌了水泥，拆起来至少要四个小时。”
韩正明的办公室门是关着的，磨砂玻璃上贴着“项目总负责人”几个字。
周牧苦笑了一下。
现在活着的是我、陈旭、苏晓棠、周牧、赵磊，还有一个刚满八岁的孩子，叫希望。
“C区走廊，最深处的那面墙。”
“拆。”陈旭第一个表态。
打饭窗口上方的电子屏滚动着今日菜单：红烧排骨、番茄炒蛋、紫菜蛋花汤。
而且不止地堡内部。
苏晓棠看见红色液体会发抖，因为那是刘芳的血。
韩正明的脸色终于变了。
“周牧在哪？”我问。
因为答案太残忍了，他们要么不知道我们在这，要么知道了，不想来。
我没有家人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朋友。
“为什么装在这里？”周牧问。
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六年，第三个项目，在某废弃工厂的地下室，以“生存训练”的名义招募退伍军人，然后用毒气、噪音、睡眠剥夺等手段进行极端压力测试。
“负责人是谁？”我问。
我们都活下来了。
“对。”陈旭说，“枪毙一万次都不够！”
“周牧。”我叫了一声。
营养不良、严重皮肤病、维生素缺乏症、创伤后应激障碍，每人身上至少七八种病。
判决下来那天，是二零三七年三月。
“我本来想继续敲，但那时候外面有人叫我，我就先出去了。”
“但斯坦福实验只有六天，我们的项目持续了十年！”
“现在，你的员工们现在知道你是什么人了。”
“第二天开始封墙，砖头水泥都运进去了，我想着反正墙要封死了，那东西也跑不掉，就没再管。”
我们走向C区走廊。
他们不是来救我们的，是接到报警说有人非法入侵。
他妈是班里年纪最大的女生刘芳，生希望的时候大出血，地堡里没有医疗条件，撑了两天，死了。
“谁装的？”赵磊问，他的声音还是那么平静，但握着锤子的手在微微颤抖。
像机器运转的声音，很低频，如果不仔细听根本听不出来。
我没说话，把饭卡递过去。
“把所有的监控画面切换到每台显示器上，，然后播放韩正明的所有会议视频，从第一年到第十年，循环播放。”
毁掉的只是我们。
不是怕坐牢，是怕他的“伟大实验”再也无法完成。
陈旭没说话，他还在发抖。
苏晓棠的表情没有变化，但她伸出手，拿起桌上的烟灰缸，狠狠砸在了韩正明的脑袋上。
“没兴趣。”
我转过身，看着韩正明。
事情曝光后的第三天，全网炸了。
“我记得。”我说。
韩正明在拘留所里待了不到一周就被正式批捕，罪名是非法拘禁、故意伤害、过失致人死亡，数罪并罚，检察院建议量刑二十年以上。
透过玻璃门，能看见开放式办公区里坐着二三十个人，大部分在工位上对着电脑，有几个站在茶水间聊天，手里端着咖啡杯。
他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甚至挤出了一个笑容，“你们上来了？比我想的要快。”
陈旭也在刷，刷到一条评论的时候突然笑了，那条评论说：“韩正明应该被枪毙。”
地堡里没有法律，没有秩序，只有六个人和一条心照不宣的底线：谁也别动谁。
我站起来，把那把生锈的锤子拎在手里，“走吧，不管墙后面是什么，总比困在这等死强。”
“我知道是饭卡！我问你这玩意儿哪来的！”
墙缝越来越大，透出来的光越来越多。
然后是二零二六年到二零三六年，第四个项目。我们。